北京第一男红娘朱芳:说媒47年成了1600对
京城第一男红娘走红,47年间成功撮合1600多对男女走在一起,存相亲者档案近百本。......
近日,一段“北京男子相亲故事”在网上热传,故事中的男子从29岁相亲到65岁,仍未能找到对象。
记者从做了47年婚介的老人朱芳处获悉,这名男子确实存在,其未能找到对象的主要原因是始终不肯降低择偶标准,“他要求高,要漂亮的,还要比他年纪小;另一方面,他的要求还有点天真,希望女方会写诗,这要求太细了”。
朱芳介绍,自己给人介绍对象已经有47年了,其间遇到过各种男男女女。他总结说,来求相亲的女性往往比男性条件好,但来的男性数量比女性要少很多。
男子相亲36年引热议
近日,一段“北京一男子从29岁相亲到65岁,还没找到对象”的故事在网上流传。故事中介绍,该男子前后经人介绍和很多女孩子相过亲,但因为不肯降条件,始终没能找到心仪的女朋友。
海淀区“朱芳婚介所”的朱芳告诉记者,确实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姓赵,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帮他寻摸着,那年他才29岁,一直到现在也没找到合适的,今年(他)都65岁了。”朱芳说。
朱芳告诉记者,赵先生一直没能找到心仪的对象,问题还是出在他提的要求上,“一方面他要求高,要漂亮的,还要比他年纪小;另一方面,他的要求还有点天真,希望女方会写诗,这要求太细了。”
而随着年纪的不断增大,赵先生的要求却没怎么降低,择偶的难度自然是越来越大,最后也没能找到他理想中的女性,“30岁的时候找不着,60岁更不好找了,最后自己也放弃了。”
实际上,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朱芳今年已经74岁了,从27岁开始就帮人牵线搭桥,介绍相亲。据他说,他在47年间撮合了超过1600对男女。
在朱芳看来,同样一心想找漂亮姑娘的小张(化名)就相对比较明智,“他从25岁一直相到33岁,我给他介绍了150多个姑娘,最后都挑花眼了。”最终33岁的小张终于放下了自己25岁时的执念,选择了一位“看着顺眼”的姑娘喜结连理。
相亲者档案有近百本
朱芳在海淀区常青园北里小区经营着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婚介所。说是婚介所,实际上只是把女儿按揭买的一所80平方米的两居室的客厅布置了一下,墙上简单地贴着用毛笔在红纸上题写的“朱芳婚介”就算是招牌了。
比起这个简陋的招牌,满墙男男女女的照片似乎更能配得上朱芳“京城第一男红娘”的名号。朱芳告诉记者,这些照片有数百张,大部分都是相亲者的照片,“不少人来我这找对象都会带着照片,一张贴自己的资料上,一张贴在墙上。”
客厅靠墙放着一个老式的带桌子的书柜,两层书柜上满满当当地码着近百本档案夹,在这些档案夹里收纳着每位相亲者的资料。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在他这顺利觅得另一半的关键,其实在于资料中的“要求”这一栏。比如前述的赵先生,就是因为“要求”始终不肯降,至今没能相亲成功。
女性月入3万只写1万
朱芳告诉记者,不少来相亲的女性学历都是硕士和博士,但是男性大部分都是本科和大专,二者很难匹配上。
高学历、高个子藏不住,为了增加自己相亲的成功率,不少姑娘开始在朱芳的档案上“瞒报”收入,“有的姑娘月入3万,但是在资料上只写1万。”朱芳说起来有点哭笑不得,但是即使是这样,他手头的资料里月入过万的男性也只占很少的比例。
然而,虽然“硬件”条件的平均水平上女性远高于男性,但是来找朱芳介绍对象的仍然是女性更多,“我这儿的年轻人资料里,女孩有61本,男孩只有27本,一半都不到。”而就是这两天,来找朱芳介绍对象的有将近40个女孩,男孩却只有4个。
“2000年以前来我这儿的大部分都是自己过来的,之后自己来的越来越少。现在大部分都是父母过来替孩子相亲了。”朱芳有些遗憾地表示,其实本人亲自过来相亲的效果更好,父母和子女之间往往在择偶标准上达不成一致。 京城男红娘做媒47年,不为发财只为心安,老人不仅没发财,而且有时还往里搭钱费力。......
干了47年红娘,不仅没发财,还往里搭钱费力。上班的时候,朱芳工资中有三分之一得拿出来做活动经费。到了发工资的时候,老伴儿就问他:“你工资条呢?”朱芳总是敷衍了事。有时还为自己辩解:“别人喜欢养花养草,打牌赌钱,我都不爱,就喜欢给人介绍对象,养鸟还得买鸟食呢,我这事儿上花点钱算什么啊!”
1996年前,朱芳全凭一腔热情为人牵线说媒,义务奔波在求偶人的中间。随后朱芳的话费开始直线飙升,起初租房,房子需要租金不说,每月的电话费就是七八百,打印表格、文件,制作通讯录,添置桌椅板凳,来人沏茶倒水、组织联谊活动都需要钱。后来朱芳开始象征性地收钱,前来登记的人收200块钱,管终身。
名气越来越大,找上门的合作伙伴也多起来,但这让朱芳苦恼。按理说,人多力量大,能更好地为单身朋友服务。但朱芳合作了一次发现苗头不对,很多人借着自己的名声不干正事,赚取不义之财,把好端端的事儿给办歪了。“这些单身朋友出于信任,来这里托付终身,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是我最大的愿望,其他事免谈。”朱芳的意思是,很多要求合作的机构或个人以盈利为目的,抬高中介费不说,还增加了很多套餐,让前来求助的人额外消费,有些活动因此办不成,朱芳挥一挥袖子,打发走了合作方。
说起朱芳的“红娘”传奇,不能不说说他的老伴儿,在朱芳初当红娘的几年中,他的妻子是极其反对的,主要原因是朱芳有一个近80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两个不大的孩子,住房紧张且分文不挣,再加上他一个大老爷们做媒人有点怪,所以夫妻俩经常吵架。一次,妻子正在气头上,竟把他攒了多年的征婚通讯录扔到火炉里。所幸朱芳眼疾手快,用夹子夹了出来,留下了一半。朱芳因此还掉了眼泪,但他没责怪妻子,反而下功夫做起了夫人的工作,同时尽可能地分担家务事。看到丈夫热心于公益事业,妻子深受感动,从反对转向支持。如今老两口把为人征婚当作老来事业。 男红娘破解婚姻密钥,平均每年介绍成功35对儿,不是啥人都介绍,必须得有个准儿。......
周二,早上八点半,朱芳刚刚吃过早餐还没来得及收拾碗筷,就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他一边笑着调侃“今天来这么早啊”,一边把客人迎进九平方米的客厅。几句寒暄之后,一大摞资料就递到了客人的手中。这是个面积不大的一室一厅,其中九平方米的客厅一天得接待七八十口人。朱芳是74岁的退休老人,说媒47年,帮助单身男女上万人。朱芳的家就是他的办公室,谈起“张罗对象”这事儿,朱芳颇为自豪:“这就是我不领工资的第二职业”,每周二和周四是集中的接待日,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
平均每年介绍成35对儿
在朱芳家,“红娘”的印记无处不在。墙上、柜子里全是单身男女的相片资料,有单人照、集体照、结婚照,还有朱芳与求助者和众多名人的合影照,细数起来就2000多张。此外,书架上、橱柜中摆放着薄厚不一的资料夹,里面都是征婚者的信息单。
家里的沙发是朱芳招待这些人的专用沙发,电话是他的红娘专用热线。朱芳的退休生活与众不同,到目前为止,经朱芳介绍成功的有1660多对儿,这还不包括没给信儿的呢!有人曾替他算过一笔账:47年中,朱芳平均每年给人介绍成功35对儿,这意味着每个月中就有两三对是通过他介绍走入婚姻殿堂的。在朱芳的媒人生涯中,他介绍过的人最小的不到20岁,最大的90多岁,结婚的人年龄最大的74岁。朱芳笑言:“我是老、中、青三代都管。”
年轻时朱芳当过兵,下过乡,种过地。1970年,他被分配到北京重型电机厂,成为一名车间翻砂工人,天生热心的他有出了名的好人缘。也是因为热心肠帮同事找对象,才开启了他的“红娘”人生。不知不觉朱芳已经接近耄耋之年,花白了头发,两个门牙也在年前光荣“下岗”。至今他依然把大把时间用在为求偶者找人选、安排见面、组织聚会、整理资料和复信回电话上。
媒人不是那么好当的
没当过媒人的,不知道媒人的难处,介绍对象可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里头有很多学问和门道儿。比如说,电话预约、时间地点,甚至穿什么,一见面怎么说话都有个讲究,必须一一叮嘱。“因为是初次见面,彼此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双方见面了,我还要对对方做一番介绍,直到两人微笑着并肩走了,我才能松一口气儿。”朱芳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说。
过去,做媒人是件相当辛苦的差事了。过去通信不发达,约两个人见面是件“大动干戈”的事,偶尔碰上意外事情耽搁时间,可能今天的见面就泡汤了。朱芳曾在露天地里被冻了一个多小时,也有一次,他急得浑身蹿火,本来一对儿求偶者约好了6点钟在紫竹院公园见面,可是班车司机在白石桥忘了停车,一气儿开到了民族大学。没辙,朱芳只好下了车往回坐,没成想偏偏又赶上了辆快车,一站又把朱芳拉到了四道口。等他再回紫竹院公园时,约定见面的地方早已没了人影。他回家还得打电话向人家赔礼道歉。这是何苦呢?朱芳乐呵呵地说,谁让咱好这个呢?
为“奇葩选手”觅良缘
有个小伙子找到朱芳门上,恳求朱芳为自己找一个条件特殊的女朋友。朱芳听了“特殊条件”后心里就犯了嘀咕,可还是应了下来,因为不愿意冷了他的心。“就自己费点功夫呗。”他说。于是他一个一个地儿找,一年一年地寻,眼瞅着这个小伙子从25岁来到了33岁,8年间朱芳为这个小伙儿介绍了155个姑娘。功夫不负有心人,朱芳经过“八年抗战”,总算百里挑一,为这个小伙子觅得良缘。
有个身高1.55米的小姑娘也给朱芳出了一道难题,姑娘身材矮小,却要找个1.80米的大高个儿。朱芳心里哪有底儿啊,但看这姑娘不错,朱芳便“有求必应”。“既然姑娘锲而不舍,那我就奉陪到底。”朱芳一拍大腿说。果不其然,四年,当见到第八十几个的时候,姑娘乐了,这对儿“最萌身高差”的伙伴终于牵手成功。
不是啥人都介绍
当然,也有朱芳不愿接下的活。200多斤的胖子非要找个100斤以下的瘦子……朱芳说了,不是什么人都给介绍,“找对象不是菜市场买菜挑三拣四,必须得有个‘准儿’。”朱芳指的这个“准儿”就是先认清自己,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才能要求他人,一般没把自己位置摆正的,他也不介绍,也介绍不了。
曾有一位40岁左右打扮的女士来找朱芳。刚进门这位女士一撇嘴:“你们这层次太低,没有我想找的。”“哦”朱芳肃然起敬:“那您什么学历呀?”女士一扬眉:“什么也不是。”朱芳解释道:“我们这层次高的有研究生、博士后,还有留学归来的,您要找什么样的?”“我要找外国人,我要嫁到国外去。”女士说。朱芳挺有耐心:“您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非要嫁到国外去?”女士一听急了:“你当我嫁不出去呢?我告诉你我都到海关了,差点就出国了。”旁边的男士忍不住多了句嘴:“那您还是去联合国吧,我们这儿没有外国人!找外交部也不成,外交部的也是中国人!”说得那女士悻悻地走了。
“对婚姻有要求正常,但这些人显然没有摆正自己的姿态。其实找对象就是找另一个自己,过高估计自己绝对没戏。”朱芳有些惋惜。看得出来很多人把找对象当作改变命运的机会,是第二次投胎,他们往往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朱芳说,那些出发点就有问题的人,就算结了婚结局也不好。
花名册上的择偶标准
“2007年以前男孩多,2007年后女孩多。”说起这些年婚恋领域的变化,朱芳从自己家的花名册上就能看出特征。每一位求助者来到这里都要填写一张单子,上面记录着征婚者的基本信息和择偶标准,填好了放在朱芳准备的资料夹中,最厚的一本100页,最薄的也有30页。“其中61本是女孩,26本是男孩。”朱芳指的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加上20本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和18本老年人的资料,至今仍有上万人活跃在朱芳的圈子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给人介绍对象特简单,公园一见面,俩人儿就成了。”从逛公园认识的公园售票员,到逛商场遇到的热心买布小姑娘,或是出门打酱油的司机,只要朱芳热心上前一问是单身,定了时间地点,一见面就成的例子很多。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批一批的外地人涌来北京,他们也有找对象的需求。不仅如此,1998年,朱芳上了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连续播两集,一下成了红人。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是二十岁的小姑娘小伙自己找,90年代末期及以后,就是家长带过来找,年龄也大了,都是三十几岁的。”朱芳说90年代以前人们工作比较单一,总结起来有“八大员”,比如炊事员、售货员、售票员、理发员、安全员等。后来有了“新八大员”如多了公务员、演员、文员等。经济上也有变化,90年代以前大家工资都差不多,90年代以后,工作多样,挣钱也有多有少了,择偶标准也增加了这一项。
在朱芳的眼里,他认为2011年以后人们的择偶标准开始有些“脱线”了,也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更让朱芳无奈的是:“现在的孩子很怪,不着急,让家长愁,思想和过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