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一起失败的换肾手术牵出8人7省肾脏黑市

　　离天亮还有3个小时。在被推出那间布满灰尘的手术室后，20岁的张显和42岁的陆文英有过一次简短的交流。

　　几天前，他们有过一面之缘。那天，张显穿着塑料拖鞋，露着脚趾，头发烫卷染黄，陆文英觉得这孩子“不学好”。此时，看着眼前这个面色发白、疼得浑身哆嗦的年轻人，她的母性本能突然地生发。坐在张显床前，陆文英眼泪不停地往下垂。

　　“你为什么哭？” 男孩轻轻地问。

　　“我心疼你，也心疼我老公，” 陆文英说，“我不想要你的肾，但我想救老公，儿子需要爸爸。”

　　男孩试图用那只没有挂输液针的右手替她擦眼泪：“你是第一个为我哭的女人，我妈都不管我。”

　　看着这个比自己儿子大5岁的年轻人，陆文英哭得更厉害，她伸手抚摸他从床单里露出的脚，想借此帮他缓解疼痛。这时，男孩眼圈红了。

　　“以后好好照顾自己，” 陆文英抹着泪说。

　　“你也是，你丈夫的肾是我的，以后无论走多远，我们都有联系的，”男孩说。

　　当晚11点半，张显打完三瓶吊针之后被推入了隔壁的手术室，3个小时的摘肾手术之后，陆文英的丈夫黄守义被推入同一间手术室做肾移植。

　　整个换肾手术在凌晨6多点结束，持续了7个小时。买肾者、卖肾者、中介和医生在复盘一年前那场手术时发现，在那7个小时中，很多细节已经为结局埋下了伏笔。

　　2017年6月8日，尿毒症患者黄守义通过地下肾脏黑市从江苏来到湖南湘潭换肾，为他提供肾脏的是来自广西的男孩张显。黄守义本想买肾续命，他们来到了湖南湘潭一家已停业的民营医院做换肾手术。为此，黄守义花了46万，结果手术失败。

　　在这场交易里，做为供体的张显只拿到4万块钱，他用这笔钱去还了网贷。

　　7月22日，黄守义和妻子走进了湘潭市综合监督执法局，由此揭开了湖南省首例非法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的序幕。

　　手术后的202天，黄守义病逝。

　　推向手术台

　　张显的摘肾手术结束之后，黄守义被推进手术室，在门口，他向妻子比了一个“V”字。

　　这一天早上天还未亮，黄守义和妻子在旅馆里醒来。洗漱后，黄守义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房间里的冷气时断时续，他来回走动，兴奋地搓着手。陆文英没有说话，她的心跳得很厉害。

　　晚间，黄守义就要接受一个手术，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这场手术的成败将改变他的人生，为此，他们已经准备了4个多月。因为紧张，陆文英这一天都没有吃饭。

　　张显似乎还未察觉到这次行动的重大意义，尽管存在胁迫性因素，走到这一步，他也只能卖掉自己的肾，拿了钱好去还欠下的债。

　　2017年6月8日下午5点，湘潭市华侨中医医院，张显拎着行李被中介冯江送到医院3楼。电梯没有开，病房里也没有人。他们沿着楼梯走上去，望着那条长长的走廊，张显咬着嘴唇，心怦怦地跳。他不跟任何人说话，生怕他们发觉自己害怕。

　　在3楼电梯口的一间病房里，张显安静地坐在临窗的病床上。旁边的药架上满是灰尘，地上还有纸屑、食品垃圾袋，柜子里凌乱地填满了医生的衣服。他皱着眉，心里一阵不踏实，“这地方能做手术吗？”

　　“你在这里等会，我去接人，” 冯江吩咐道。天黑的时候，人陆续进来，包括中介和医生护士，一共十几人。晚上8点多，黄守义夫妇和中介李博、薛山来到医院，在门口，纳凉遛狗的人走过身旁，但几乎没人注意到他们。

　　门“咔”地一声被人关上并且上锁。黄守义第一次察觉到了异常，但他什么也没说，摸黑上了三楼。

　　走廊光线暗淡，每间病房紧闭着门，熄了灯。他们向走廊尽头走去，临近手术室的一间病房开着灯，房间里没有冷气，黄守义略胖，额头聚了一层细密的汗珠，陆文英随手捡起一张硬纸壳，替他扇风。

　　和张显一样，在此之前，黄守义被告知，手术是在一家公立三甲医院进行的。但事实上，这是一家民营医院。

　　晚上10点，一位姓赵的女护士给张显打了三个吊瓶，大概1个半小时后，他换上了一件灰色的T恤，被推进了走廊尽头的手术室。

 

湘潭华侨中医医院，目前，医院正在装修中。

 

　　这间30多平米的手术室由病房改造而成，原是用来做妇科手术的，无影灯打开着，手术台刚被擦拭过，周围仍落了一层灰。手术室里有5人，包括给张显做手术的3名医生。手术协助者先用打火机点燃了酒精灯，给手术器械简单消毒。麻醉师掀起了张显的衣服，在他的脊椎上打麻药，他感到剧烈的疼痛。

　　手术室外，黄守义和他的妻子焦虑地等待着，他们从1000多公里外的江苏来到这里。一个军绿色的背包放在他们脚边，里面整整齐齐码着46万元人民币。

　　麻药针打完后，主刀医生发现没有手术电刀，又匆忙让“院长”周通去别处借。张显一个人躺在手术床上，听着其他医生在隔壁吃夜宵的声音。他不知道的是，在手术开始前，因为缺少器械，医生们一度想要放弃手术。

　　半个小时后，电刀借回来了。张显侧卧在手术床上，一名医生按住他的胳膊和手腕，另一名用一次性口罩把他的眼睛蒙住。他用大拇指指甲掐了自己几下，并没感觉到痛。此时的张显，像一条被拍晕的鱼放在砧板上，刀从腹部入手。

　　医生开始用手术电刀接触张显左边肋骨，不停地抽拉。“不要乱动，” 他苛责道。

　　“痛……很痛。” 张显感觉自己的左臂在不停的断裂，泪水不受控制地往流下。

　　“痛的话就说，” 抽拉的医生说。

　　另一个医生不停地摸着张显的头：“忍着、忍着，一会就过去了。”

　　“痛，我的右手会不会废掉？”张显害怕地问，得到“不会” 的答复。这时，医生们开始聊天，一位医生还要了女护士的微信。

　　“有你这样做手术的吗，还在撩妹子？” 张显有些恼火，虽然打了麻药，他还是能够感觉到一种拉扯筋骨的痛楚，眼泪不停地流。

　　“不聊了，不聊了，” 对方抱歉地说。

　　手术持续了3个小时，张显感觉到有人在他的左肋处缝合皮肤。得知手术结束，他愤愤地摘掉蒙在眼睛上的口罩，说的第一句话是：“把我的手机还我。”拿到手机后，张显被推出手术室。

　　在手术室门口，陆文英看到了张显，听医生说摘除手术比较成功，陆文英赶紧给他塞了一个3000元的红包。丈夫黄守义的手术在凌晨2点半开始，陆文英第一次感到心是烧的，“坐都坐不下来。”

　　医生没有摘掉黄守义坏掉的那个肾，而是将张显的肾装进了他右侧盆骨的髂窝处，这里的血管条件更容易吻合，新的肾因为有肌肉的保护不会乱动，而且有利于观察。接下来，医生还需要接通新肾的肾动脉和输尿管，让它能够正常运转。

　　正常情况下，对于熟练的手术团队来说，一台肾移植手术只需要两个小时左右。黄守义的手术却用了整整4个小时。

　　清晨6点半左右，黄守义被推出手术室，陆文英向丈夫扑了过去，握紧他的手。

　　“你怎么样？”她低声问丈夫，黄守义点点头。

　　在20米外的病房里，麻醉药的药效完全消退之后，剧烈的疼痛袭来，张显大声地喊疼，女护士过来给他打了一针止疼针，疼痛的消散伴随着强烈的睡意。这一觉一共睡了4个小时。

　　4个小时后，张显醒来，他发现，整个3楼只有他一个人，中介、医生、护士、黄守义和他的妻子都消失了。

　　从平行到交叉的两段人生

　　黄守义被推出手术室时，李博问了一句“排尿了吗”，医生兴冲冲地：“排尿了，很多。” 尿量的多少是反映移植肾功能成败的重要指标，身患尿毒症5年的黄守义已经很久没有正常排尿，医生的说法意味着新植入他体内的肾开始工作了。

　　但很快，陆文英就发现，医生当时撒了谎。张显的肾并没有在黄守义的身体里工作。4天后，它就被摘除。这意味着，手术在当时就失败了。

　　黄守义家在江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他面色蜡黄，不间断的透析使他的左臂肿胀，血管难寻。他渴望得到一个健康的肾，医院排队等肾令黄守义近乎绝望。他曾向医院的医生咨询过肾移植手术的问题，但被告知，排队的时间太长了，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别等了，等不到的，”医生对他说。

　　目前，国内移植器官的合法来源有两个：亲属移植和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曾介绍，我国器官移植的供需比是1：30。每年全国大约有150 万器官衰竭患者，其中有 30 万人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但仅1万多幸运者有机会获得器官移植。

　　黄守义知道这个概率意味着什么。四个多月前，他和妻子开始筹划这场手术。在陆文英的记忆中，丈夫一向不爱诉苦，但在2017年年初的一天，丈夫摸着肿胀的胳膊告诉她：“我想换个肾，太辛苦了，有点熬不住。”

　　在此之前的近五年里，黄守义定期去医院做血液透析，一周三次，一次四个小时。

　　那是一间摆满病床的诊室，每张床前都放有一台带着转轮和滤芯的机器。血透前，护士要将两根3公分长的针插入黄守义的动脉和静脉血管，它们的另一端分别连着机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黄守义的血满满被抽出，经过滤器滤出毒素后再流回身体。

　　每一次做完血液透析，黄守义感到全身的气力几乎被抽干，踩着棉花一般回到家。

　　进了家门，黄守义已经无力说话，关起门躺在床上，面朝墙壁一言不发。妻子和儿子体贴地不去吵他，他们知道，第二天一早，屋里的那个男人又会重新振奋，早早起来张罗一顿美味的早餐，在饭桌上讲一些不那么好笑的笑话。

　　2012年，在他做血透的第一年，一个陌生男人来到黄守义的病床前，递给他一张卡片：“如果需要换肾可以给上面打电话。”

　　这张卡片点燃了他求生的欲望，当晚，黄守义第一次跟妻子说起“花钱买肾”这件事。此前，黄守义家里一套老房子因开发区征地被拆迁，换了三套安置房。当时家里已无太多积蓄，妻子提出：“等拆迁安置房到手后把它卖掉，卖便宜点也行。”

　　黄守义拒绝了这个提议：“房子不能动，给孩子的。”

　　此后，他再也没有谈起换肾这件事，但那个号码却被他存了下来。5年后，黄守义第一次拨通那个电话，接电话的男人叫李博，向他开价50万。曾做过协警的黄守义清楚地知道这场交易并不合法，但为了活下去，他已别无他法。

　　大约在这个时候，1600多公里外的珠海，无业男孩张显被债务紧逼，整天泡在网吧里。有一天，他在QQ群搜索框里打了“发财”两个字，很快加入了一个“发财群”。

　　“命有一条，就是想发财，有路子的联系我”，张显在群里打上了这行字。

　　随后“发财群”里的一个成员联系了张显，告诉他有发财的路子，需要他去武汉商谈，对方还帮他买了一张车票。

　　黄守义第一次拿到那张“救命”卡片的时候，来自广西桂林的张显已经辍学两年，在深圳姑姑的服装厂里打工，想着怎样才能赚钱回老家盖房子。

　　“那些过得不好的人会被村里人说闲话，过得不好就是没能力，挣不到钱。”张显很想赚钱，证明自己不是个“啃老族”，每个月1000块工资，他拿出700块寄回家。

　　2014年，张显在珠海的一家餐厅找到了一份工作，帮酒店做卤鸭、鸭杂和白切鸡。一个月工资4200元，他感到人生有了转机。

　　两年后，张显跟一个同样做餐饮的朋友商量，各自拿出3万元租了一个门市，为附近的工人做外卖盒饭，一天的流水近3000元。

　　然而好景不长，张显的女朋友在店里打工，每个月3000元的工资惹怒了合伙人，仅仅干了3个月，两个人就散伙了。

　　张显用自己的积蓄盘下了合伙人的股份，偏偏屋漏逢夜雨，附近最大人流量的工厂因为经营问题倒闭了。张显的盒饭生意急速下滑，慢慢出现了亏损。

　　“一天亏损一两千，我也没钱，就用个人信息和通讯录借了网贷，再用网贷还网贷，次数太多，我也记不清了。”事实上，张显借的网贷多达10多种，3万多元的欠款无力偿还。

　　网贷公司开始电话轰炸张显的所有亲戚。“我的信息被你泄露了，你赶紧解决这件事，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 张显因此在亲戚中出了名。

　　出来打工的时候，他怀着梦想要证明自己，最后却被亲戚们拉入了黑名单，而且常常接到威胁恐吓的催债电话。

　　“那个时候，觉得周围都是黑暗，突然见到这么一扇亮光，我必须去。” 张显很快同意了QQ网友的方案。清明节刚刚过完，他带着一件换洗的T恤便坐上了去武汉的火车。

　　疾病给黄守义带来的痛苦也越来越重。饮水被严格限制，喝多了就会水肿。一旦站久了，脚上一按就是一个坑。平躺的时候，心脏会有压迫感，咚咚地捶打着心窝表皮。他再也不能大口喝水，实在口渴难耐，心疼他的妻子只能松口：“只能一点点啊。”

　　为了活下去，黄守义决定筹钱。除了一部分拆迁款，其余的40多万都是妻子跟亲戚朋友挨个借的。不久后，李博通知他找到了合适的肾源。

　　6月3日，张显被转送到了长沙，黄守义夫妇在李博的陪同下也来到这里，在医院做配型检查的时候，两个人第一次面对面站在一起。

　　“一句话也没说，气氛很沉闷。” 张显回忆。

　　神秘的中间人

　　连接黄守义和张显的是一个神秘的地下团伙。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这些人组织严密，却根据各自资源，分工明确。

　　活跃在各个医院的中介负责寻找肾移植需求，一旦需求确定，便可启动联系手术事宜。接着，有人提供肾脏供体；有人安排配型检查；有人负责提供手术场所、组织手术医生；落实手术医疗用品及相关器械、安排护士、照顾术后供体等。

　　警方侦查发现，该案团伙是临时组建。起诉书显示，8名团伙成员分别来自河南、江苏、黑龙江、山西等7个省份。

　　接张显的人叫冯江，他带着张显到武汉长航医院进行血型检测和胸透。“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张显问。

　　“让你干点事，事后给你4万块钱，其他的你别管。”

　　29岁的冯江长得高高胖胖，脸上有道疤，绰号叫“老高”。他是河南郑州人，在一个医疗器械公司当销售员。这次肾脏买卖中，他负责提供肾脏供体，也就是张显。

　　出了医院后，张显被带到了一个出租房。房子里住着7、8个跟他年龄相仿的孩子，有的已经住了将近半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些什么，只知道事后会给钱。进去之后，张显的手机卡被没收，通讯录被删除，上网、吃饭都有固定的人安排。

　　“我当时觉得可能是找我们做打手，有事的时候上去凑数。”张显胡乱猜测着。他还不知道，在肾脏买卖的行话里，这叫“圈养供体”。

　　跟盗墓团伙一样，地下人体器官交易中介也有一套自己的规矩。早年在山西和山东，这些地下器官中介组织被揭露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圈养供体”，几十个年轻人常年住在一套房里，等待合适的交易对象。为了减少被曝光的概率，这种现象如今已不多见。

　　2天后，有人问了一句“有人能做双枝吗？”，张显留意了“双枝”这个词，上网查了之后才知道这是取肾的意思。

　　“我有点事，让我回去吧！”张显开始反抗，很快他被4个男生架起，左嘴角被打出血。

　　此后，张显被单独隔离。看管人不在的时候，他把屋子里的木床卸下来，疯狂砸门，周围却没有任何回应，他开始感到绝望。

　　“你看看我的肾，也被卖了，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一个叫薛山的中介掀开自己的衣服，露出一道已经结疤、20厘米长的肉瘤一样的伤口。张显最后还是妥协了。

　　类似的话也曾打动了黄守义。

　　2017年6月初，黄守义在徐州火车站第一次见到李博。这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自称做过体育老师，“看起来面色红润，高大又有活力。”

　　打动黄守义的是，李博曾经也是一个尿毒症患者，十年前通过“地下中介”做了肾移植手术。李博向黄守义展示了他的刀口，手术做得近乎完美，凑近了才会发现，刀口缝合处与其他部位仅有些许肤色的差异。

　　李博称自己通过手术获益，希望能够帮到有相同境遇的病友。对于黄守义而言，李博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为表示感谢，事前黄家给了李博一万块，他们甚至盘算着，手术成功后，再给他一些钱。陆文英对李博的印象很好。“点菜时，他都捡便宜的点，住店也是找一百多的那种，”一路以来，三个人的开支全部由黄守义夫妇承担，大家对此表示“理所当然”。

　　在陆文英手机电话簿中，李博被称作“李老师”，而负责提供场地的湘潭华侨中医医院值守人周通，则被称为“周扒皮”。

　　当李博得到了黄守义的肾脏移植需求之后，联系了中间人薛山，手术前的两个星期，薛山找到了有场地资源的周通。

　　周通曾是湘潭华侨中医医院的外科医生，医院因卷入一场高达亿元的非法集资案被勒令停业整顿。医院留有一些还需观察的病人，作为债权人之一，周通留了下来。迫切希望赚一笔的他很快就答应了薛山的请求。

　　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经营情况，华侨中医医院都非常符合薛山的标准。这所临近市中心的医院“大隐隐于市”，四周居民楼林立。医院7层楼的建筑和近百间病房，看起来也接近“三甲医院”的描述。

　　从医院门口一路东行，北上数百米便是马家河收费站，由此上高速，直抵长沙，对于病人术后的转运极为有利。更重要的是，在医院停业整顿的状态下，手术被发现的几率微乎其微，而且没有监控。

　　黄守义为这场手术支付了46万，张显卖肾拿了4万。李博分了6万后，将剩余的钱给了薛山。手术后，薛山像个发工资的老板一样坐在病房里，在场人员排队进去领钱。医生拿了18万，供体中介人冯江分了9万，手术室使用费3万元，张显的留院治疗费5000元，剩下的全归薛山。

 

医院通往三楼的楼道布满灰尘

 

　　手术失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讨钱拉锯，黄守义收回了20多万退款，他试图要回所有的钱，但未果。最后，他拨通了湘潭市长热线。由此，湘潭卫计委和警方开始介入该案。

　　负责侦办此案的是湘潭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第五支队队长刘骁锋。随着对案情的深入侦查，刘骁锋发现团伙中的三名核心成员与全国多个省市的地下中介犯罪网络密切联系。

　　“除了三名关系相对稳定的核心成员，其他成员大多单线联系。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彼此不会称呼真名，在手术完成分到钱后，就会更换新的联系方式，” 刘骁锋说。

　　刘骁锋还透露，当前地下器官交易现场已有南移的趋势。早前，北方人口大省为肾脏地下买卖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由于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对地下器官买卖打击日趋严厉，地下中介的生存空间被慢慢积压，被迫渐渐南移。

　　在锁定三名核心团伙成员后，警方发现，他们和湖南一些民营医院已有了初步接触，计划在黄守义之后再做三至五例手术。“我们原本想等他们在给患者动刀前一锅端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手术推迟了，”刘骁锋说。

　　几名核心成员开始计划在外省开展手术，考虑到跨省抓捕的难度，湘潭警方决定收网，分三组在同一时间将他们抓捕归案。

　　至此，湖南省第一例非法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浮出水面。

　　2017年12月14日，李博被逮捕羁押到徐州铁路看守所前，曾给陆文英发了一条微信：救我！

　　此后，陆文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信息。

　　无法抹除的伤疤

　　尽管手术成败并不影响案件的走向，刘骁锋仍试图还原那场失败的手术。

　　手术过去近两个月，他第一次走进那间手术室，发现地上残留了一些管子和手术器械的包装袋。他拍下了现场照片，连同黄守义的手术切口照片和病历，一同送往一位肾内科专家手里。

　　“专家说，这个手术环境太糙了，做手术的人虽具备一定专业能力，但技术不是很成熟，” 刘骁锋认为，这场交易从一开始就危机四伏。

　　在手术结束后，黄守义和妻子被救护车送往长沙的一所民营医院进行术后观察。72小时里，黄守义一直无法排尿，医生一锤定音：“肾移植手术失败，新肾没有工作，需要取出来。”

　　陆文英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一再跟医生确认：“一定要摘除吗?” 她总觉得，万一有奇迹发生，那个新肾又开始工作了呢？但摘除就意味着，连这点荒唐的希望都会被打碎。

　　医生说，不摘就会有生命危险。从没拿过大主意的陆文英，第一次替丈夫下了最重大的一个决定：摘除新肾。

　　他们被紧急送往300多公里外的武汉解放军一六一医院。在被推进手术室前，黄守义面色黯淡，不安地拉着妻子：“一定要摘吗？”

　　妻子俯身摸摸他的脸：“要摘。”

　　李博没有向黄守义出示配型报告，他后来告诉陆文英“医生没有给”。根据中介的供述，黄守义和张显的配型并非“完美匹配”，其中一些指标并不符合，但中介们“急于赚钱”，隐瞒了这件事。

　　根据湘潭卫计委的调查，移植手术时，肾的接口位置出现了问题。手术结束后，三位医生分到钱后立刻回家，本应由他们提供的术后观察和医嘱，近乎于无。

　　手术之后，张显在医院住了5天，每天有人定点送饭，炒鱼块、炒豆角，因为放了辣椒，张显不敢吃。他在心里不停的嘟囔，“连口鱼汤都不给。”

　　他不敢去大便，因为是蹲便器，他怕蹲下会让伤口撕裂，“憋了3天才拉。”

　　几天内连续挨了两刀的黄守义，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去，妻子陆文英试图给他打气：“你好好养着，养好了，我们再做手术。” 黄守义打了一个寒噤，嘟囔着：“再也不做了。“

　　回家后，他们很少聊起这场手术。压在他们心上的是30多万外债。

　　朋友们听说了这件事，想开解夫妻二人。黄守义不愿承认自己后悔了，他不断强调：“本来就是赌一场。”

　　这场失败的手术将他的希望、活力、残余的健康一并摧毁了。

　　手术后，黄守义的食欲变得很差，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在手术前，尽管被尿毒症困扰着，但他的食欲一直很好，“一顿饭可以吃一只鸽子”，手术后，“一只鸽子要分两三顿吃完。”

　　朋友杨恒也看出了他的变化：“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他已经没有活力了，但没人舍得指出来。”

 

张显老家广西桂林某县

 

　　手术一个月后，张显回到广西桂林老家，第一时间把债还了，整天躺在家里的床上一动不动。夜晚他常蜷缩在被窝里哭，“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后悔了。

　　张显很少跟家里人说自己在外面的经历，家人不知道他卖掉了自己的肾。在母亲的眼中，他是一个独立、敢拼的孩子，“今年回来是因为外面的生意不好做了。”

　　今年5月，母亲第一次看见他的伤口，一道20多厘米长的疤，拆线的痕迹像一个个大头针扎在上面。他靠在门框上淡淡地说：“这是打架时被人用刀子刺的。”

　　姐姐发觉他变懒了：“回来之后就躺在床上，都不去地里了。”张显听到后嘿嘿地笑。

　　体力明显下降，有时，他隔着T恤摸自己的伤疤，担忧自己的身体会垮掉，干活时又觉得自己的身体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他想和其他人合伙在街边摆个摊，卖烤串、卤肉、白切鸡，但没人愿意与他合伙。张显知道，自己的信用在网贷的电话轰炸中已经荡然无存。

　　今年5月末的一天，张显蹲在家门口，望着天空，心里想着女朋友是否会同意跟他结婚，警方什么时候会给他消息。他想得到一个公道，却不敢声张，怕家人知道后担心，也怕事情闹大，亲朋好友说闲话。

　　有一次，他发信息给陆文英：“为了公道，我们加油。”陆文英回复他：“孩子，当我看到你痛苦的那一刻，我已经后悔了。”

　　做完换肾手术的李博，需要终身服药，在看守所期间，他一天吃八次药。目前他已被取保候审，等待开庭。

　　手术三个月后，黄守义渐渐不再关心未讨回的钱款，他一门心思放在刚分到的三间安置房上。他执意要把这三间没有房产证的房子全部装修，一间自住，两间租出去，“总要给小孩留点钱”。

　　去年年末，刘骁锋最后一次见到黄守义时，他躺在床上，说话已经很吃力。

　　12月27日中午，陆文英接到医院的电话，丈夫在透析室晕了过去，被送到另一家医院。陆文英跌跌撞撞地闯进抢救室，丈夫已经离世，睁着眼，没留一句话。

　　半个月前，新房装修时，屋外有一个露台。应妻子的要求，黄守义在上面铺了一层土，这样她可以种些瓜果。他去世后，妻子在土里撒了种子，搭上了葡萄架。如今，葡萄藤爬上了架，鲜绿色的叶子大过手掌，亭亭地立在风里。

　　但黄守义看不到了。

 

黄守义家的葡萄架。受访者供图

 

　　（因保护受访者隐私，张显、黄守义、陆文英、薛山、李博、冯江、周通、杨恒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