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性教育”

不幸丧失了性教育机会的父母们，正以自己的守旧思维，制造着新的“性教育缺失”的悲剧。

谭嗣同曾经有一个梦想。在《仁学》里，谭氏说，他希望有学者能够致力于性教育，向国人普及性知识——“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肖人形体，可拆卸谛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国人抛弃“性即淫邪”的陈腐观念，认识到性乃自然之事，“毫无可羞丑”之处。①

遗憾的是，一百多年过去了，谭嗣同的这个梦想，仍没有实现。

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以“性心理学”为基础的近代性教育理念，输入中国（日本是最主要的输入中转站）。许多教育界人士和心理学界人士，依托学校这一阵地，致力于性教育的推广。这种输入，让一些“中华文化至上主义者”极为不悦。如湖南名儒叶德辉，即痛斥那些讲“婚姻卫生学”的新派人士是“无知之夫”，把洋人的东西当宝，却不知老祖宗早有此种学问且更为精湛。叶氏特意搜集了许多中国古代的房中术著作，编成一套丛书，来证明其论调。叶氏此举，既不被旧派理学家所容，亦被新派知识界耻笑。②

有学者统计，“20世纪上半叶中国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性教育、性卫生、节制生育的文章数以千计。同一时期出版的有关图书共约有408部……查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全部民国时期中学生理卫生（共计51种）、师范学校生理卫生和健康教育教材（共计8种），……将性教育写入其中的教材共计22种。”③由此可见当日知识界对“性教育”的重视。

1929年，教育部开始要求初级中学教材必须教授学生“性的发育行为和责任”，高级中学教材须教授学生“男女性器官之解剖生理及其保健(包含配偶之选择及性的卫生)、自戕之弊害、性道德、性病及其结果”等内容，性教育正式进入学校。当时的知识界，已普遍认识到性教育应该从儿童期即开始。

民国的性教材或性教育专著，基本涵盖了性生理、性心理、性卫生、性道德等内容，较之传统房中术，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因时代局限，也存在不少错误观念。如，世界书局1930年出版的《初中生理卫生学》，认为男性的遗精和女性的月经病都是疾病，须“求医诊治”（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卫生学》，已认识到月经属于正常生理现象）④；再如，1941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性教育法》，对“手淫”持彻底的批判态度，认为“手淫的结果，就酿成神经衰弱症、夫妇不和睦，及丧失生殖力，甚或夭折其他恶症。这是何等危险！”。当时的一些学者，也常发无稽之谈。如，张竞生声称，中国人种之所以不如欧美人种，是因为“通常我国妇女都不会丢第三种水的，以致卵珠极呈死笨迟滞之状”。张的“高论”引来潘光旦的严厉批评，指斥为没有科学依据的“荒谬绝伦的议论”。张竞生后来被知识界鄙视、被当局驱逐，与其在性教育问题上宣扬伪科学，有直接原因。⑤

左，张竞生；右，潘光旦

1979年之前

1949年后，在较短的一段时间里，民国时期出版的性教育著作，仍继续流传。如黄嘉音主持编译自美国儿童研究会的《儿童的性问题》一书（1948年出版），在1951年曾收入“家社妇幼丛书”再版发行。但随着黄嘉音、潘光旦等人的个人命运发生变化，这些著作很快从市面上消失了。

五十年代最有名的性知识普及著作，是由北京协和医院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合作编写的《性的知识》。这是一本只有5、6万字的小册子。该书的出版，与1954年刘少奇在节育问题上指示——“卫生部可以用卫生常识的名义专门编些节育技术指导的小册子，也不用登报”——有直接关系。⑥1956年初版时，书中附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状态时的剖面图，并介绍了避孕套的用法。1957年再版时，这些内容被删除。⑦此书初版印了80万册，再版印了140万册；虽属正规出版物，但仅在卫生系统推广，没有进入教育系统。学生们只能偷偷传阅，若被学校发现，可能受到严惩。⑧

《性的知识》1980年版，曾被删除的插图恢复了

进入六十年代，“性”在公共语境中愈来愈成为一种禁忌，“性教育”自然也无从谈起。《性的知识》一书不再发行，其作者之一赵志一被诬指为“流氓学者”而自杀。1972年，教育部编写中学二年级《生理卫生》课本，据叶恭绍回忆：“我编写‘生殖器官’一章时，当时编写人员一起商量，竟有一半人反对写这一章，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辩，直到我谈出了周总理的指示，才算肯定了这一章。可是接着又在是否插图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⑨该课本除简单描述器官生殖功能之外，几乎没有做任何“性”方面的知识普及。同年，新版的《新华字典》里，没有了“娼”、“妓”、“嫖”、“姦”……，也不再收录指称生殖器的相关字眼（见下图）。

左图截取自1962年版《新华字典》，右图截取自1972年版《新华字典》

八十年代

长久的性压抑，终于在1979年出现了民意上的反弹。该年，《大众电影》杂志第五期封底刊发了一张英国电影《水晶鞋和玫瑰花》的剧照。剧照中男女主角的拥吻，激起了一位叫做“问英杰”的读者的愤怒。问氏代表“九亿人民大众”，写信尖锐质问《大众电影》编辑部：“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你们准备把我国的青少年们引向何方呢？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

电影《水晶鞋和玫瑰花》接吻剧照

问英杰要求《大众电影》编辑部在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但“鉴别”的结果是：11200余封读者来信当中，97%的人反对问英杰的观点。⑩

1980年是中国当代“性史”上的重要年份。这一年，新《婚姻法》承认感情破裂（包括性生活因素所致）可以自由离婚；电影《庐山恋》终于结束了中国电影自1949年以来31年无吻戏的历史；《性的知识》重印，至次年3月，共发行560余万册。从这一年开始，“提高性乐趣”成为媒体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较之前30年只能在生育领域提及性，可谓一个极大的进步。

进步大，局限也大。比如，1982年，吴阶平编译的学术著作《性医学》出版，删去了“同性恋”、“变性欲”与“异装行为”部分的内容。（11）1990年完成的《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仍对“手淫”充满了偏见，未使用更中性的学术词汇“自慰”、“自我刺激”。（12）内涵与外延都不明确的“流氓罪”，亦贯穿了整个80年代。

迄于今日

最重要的儿童及青少年的性教育，在80年代前半期几乎完全是空白。1986年，上海市在初中一年级开设《青春期常识》选修课，才有了80年代全国首本性教育教材（见下图）。1988年，国家教委和国家计委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正式成为中学教育内容——但该通知使用了5个“可以”（可以单独设课、可以和其他学科结合、可以挂靠人口教育、可以课余讲座……总之，可以适当调整教学计划），弹性极大，直接导致各地在操作上非常随意，并没有把性教育落到实处。

1986年上海市《青春期常识》教材

至于小学性教育，虽然学术界早已公认有其必要，但却长期付诸阙如。直到2000年之后，才略有实质性的进展。2004年深圳曾出版《中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建议学校以之为教材，向小学五、六年级小学生和中学生传授月经、遗精常识及如何避免性骚扰、性侵害。但“4年间只有两三百名学生购买了此书”，原因是家长认为尺度过大，“该读本出版之后，曾遭遇到小学生家长的投诉，也有初中生家长就读本页末附上的几张患了性病的生殖器彩色插图进行投诉。”（13）

80年代至今，中国学校的性教育，总体上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学者潘绥铭有一段总结，可供参考：“中国大陆的性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萌芽，主要是在中学开设生理卫生课程，但很多学校对此课程都流于表面形式。而且，这种萌芽式的性教育仅单纯局限于性的生理知识介绍，而对于性的价值观念、性行为、性权利等议题基本没有涉入。”2001年，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学校负有“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的责任之后，仍然“很少学校真正落实这个规定，而且，基本上也只是从医学和健康的层面来推行。因此尽管有进展，但是在当今中国的教育体系，性教育仍处于初级阶段，不仅表现在开展的时间短、缺乏适当的教学模式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性教育内容的不完善。”（14）潘绥铭感慨：“瑞典的性教育历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们现在还没赶上人家30年代。”（15）

潘的感慨，有数据可考。2015年的一份针对“六省城乡6-14岁小学生”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超过7成的9-14岁男生不知道遗精和月经是男、女青春期的主要变化之一，近五成的女生不知道月经是女生青春期的主要变化之一。（16）也有案例可证：2017年3月，一套公认的优秀的儿童性教育教材（《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在营销号的炒作下，引发大批守旧网民发出“尺度过大”的批评而被校方收回。（17）历史上不幸丧失了性教育机会的父母们，正以自己的守旧思维，制造着新的“性教育缺失”的悲剧。

120年过去了，谭嗣同那个向国人推广性教育普及性知识的梦想，仍然还只是梦想。

近日被指为“尺度过大”而遭下架的小学性教育教材《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注释

①《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P324-327。②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的大致情形，可参见：袁芳荣，《古书犀烛记续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P185-194。③王雪峰，《潘光旦与张竞生：道德之辩还是知识之争》，收录于《历史学家茶座》2012年第2辑。④陈香，《民国中学教科书中的青春期性教育》，《中华读书报》2013/09/25第14版。⑤潘光旦，《今日之性教育与性教育者》，1927。收录于《潘光旦选集 第一集》。⑥刘少奇，《提倡节育》，1954年12月27日。收录于：《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5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1，P614。⑦邓明昱，《中国当代性学发展概论》。⑧何开四，《〈性的知识〉的风波》，《晚霞》2012年第1期。⑨叶恭绍，《周恩来关心性教育》，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P246。转引自：李巧玲，《新中国的性伦文化研究（1949-1978）》。⑩丁阳，《一张接吻照片引发的风波》，共和国辞典第18期。（11）邓明昱，《中国当代性学发展概论》。（12）荣维毅，《超越与局限：读〈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13）广州日报，《深圳首部中小学生教育读本遭家长投诉》，2007年9月15日。（14）黄盈盈、潘绥铭，《性，研究ing》，万有出版社，2009，P228-229。（15）林珊珊等，《性教育60年 在蒙昧与尴尬中摸索》，《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9期。（16）《六省城乡6-14岁小学生性相关知识水平与知识获得状况调查》，《中国儿童保健》2015年第12期。（17）可参见：周作鬼，《这么好的儿童性教育教材，怎么就让你满脑子污秽联想？》，新周刊微信公众号，2017/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