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数仅约1万例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大的缺口？一大瓶颈是移植费用高昂，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虽然公民捐献的器官是无偿的，但是器官获取、保存、运输和移植手术都需要付出巨大成本。”黄洁夫说，发达国家器官获取、保存、运输的成本是由政府财政覆盖的，因为器官移植属于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2016年全国两会，黄洁夫以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得到了人社部的肯定回复。但在他看来，真正把移植费用降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医保进一步彻底改革”。

　　另一个困难是供需缺口。“我们现在缺医生、缺医院、缺协调员。”黄洁夫说，目前全国只有几百名器官移植医生，能够开展的手术在1万例左右；具有器官移植手术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我们呼吁增加到300到500家。”黄洁夫说。

　　随着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数量不断增加，一个特殊的群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在不断成长。他们很多都是志愿者，负责联系捐献者家属、宣讲捐献政策和法规、协助完成捐献……他们的工作一边连着逝去，一边连着重生。

　　“他们的工作就是和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不断奔走。”黄洁夫说，他们是器官捐献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支队伍。到2014年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注册认证的共1151名。

　　“必须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群体中来，才能适应当前捐献与移植工作不断向好的新形势。”黄洁夫说。

　　还有体制建设的不完善。“我们的人力投入还远远不够。”据黄洁夫介绍，美国管理器官移植的专职人员是1500多人，中国政府中相关部委的力量太分散。“我们要搭建一个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包括：器官捐献体系、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器官移植后科学登记体系和器官移植监督体系。”黄洁夫说，这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有足够的执行力。

　　走出去：为全球提供中国方案

　　2016年10月31日，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要误解中国的人权进步》的文章，他认为中国近来在人权领域取得了两大历史性的成就。第一个成就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第二个成就是2015年1月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

　　的确，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涉及诸如文化、法制、伦理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但中国人正在通过自己的办法，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走出了自己的路。

　　以长期饱受外界质疑的器官分配为例，为最大程度减少人工干预，中国如今已经把这项工作交给相关科研部门设计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来完成。据系统负责人王海波介绍，该系统以患者的医疗状况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医学需求作为器官分配的唯一准则，实施自动分配和共享，并向国家和地方监管机构提供全程监控。自2013年9月1日正式启用以来，通过这项系统自动分配的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达1.7万个。

　　这个系统只是近年来中国不断推进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向前发展的一个缩影。2010年，原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在社会中倡导形成一个器官捐献光荣、生命永存的理念。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减少了死刑罪名数目，还增加了“器官买卖罪”。2013年底，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进殡葬改革的意见》，鼓励党员干部逝世后捐献器官和遗体，给器官捐献工作增添了强大正能量。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对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登记流程等进行了明确……

　　“我们的相关法制在不断完善，公民自愿进行器官捐献的比例大幅提升，这是中国尊重人权、尊重法治，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最好展示。”黄洁夫说，如今，他正忙着推动整合《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刑法修正案》及原卫生部和红十字会开展公民自愿捐献工作中下发的30多个文件和规定，打造一个升级版的“器官移植法”，呼吁建立一个更为阳光透明的捐献体系。

　　中国的行动，也正在获得世界赞赏的目光。

　　据悉，黄洁夫最近收到一封特别的邀请函，这封信来自梵蒂冈教皇。2017年2月，教皇科学院将召开反对器官买卖的全球性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宗教组织、全球器官移植协会等都将参会。不久，黄洁夫将率领一个代表团赴会，与海外各界分享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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